张继明，山东潍坊人，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师，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和管理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治理、大学教学创新等。迄今主持和参与各级科研项目多项，公开发表论文近百篇。著作《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系统分析了大学章程建设如何建设，以达成促进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这一核心问题。
我国要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就必须构建起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为大学办学的创新提供制度支撑。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探索中，制定大学章程，依据章程推进大学治理已经成为共识。大学章程建设被认为是探索实施现代大学制度的具体途径。从政策来看，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并要求各高校制定章程，实现“一校一章程”。
基于大学章程建设对大学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大学章程建设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深入探讨大学章程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制定程序、实施途径等基本问题。但必须认识到，研究大学章程必须坚定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立场，因为大学章程建设的意义指向为促进大学制度创新和大学办学质量。所以，高等教育规律及大学的逻辑必须作为研究大学章程问题的根本依据。正是基于此，本人完成并出版了专著《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那么，大学是何种机构？大学的逻辑是什么？本书从大学的发轫观其组织原型，从大学的学术功能论其价值基础，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了“大学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的观点，进而以美国、德国两国大学制度体系为例阐述了“学术本位”这一大学逻辑在制度上的表征。这在大学的多元属性说风行一时的背景下，颇具理性价值，有利于目前大学章程研究由多样化言说向核心价值的复归。大学的根本组织属性为学术属性这一特质，决定了必须以学术本位为准则来认知、审视和建设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并非始于现代大学，其原初形态可追溯到中世纪大学时代。然而，现代大学章程是中世纪大学章程在内质上的绵延赓续，还是中世纪大学章程基因突变的异化产物？这既关系到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的本然性关系，也涉及到当代大学章程建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本书将学术探头置于距今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回溯大学章程的源起及其演进的历史，剖析了大学特许状及学者行会的组织规程是如何逐步成为大学设立所必需的制度化条件，以及这些大学章程最初的原型是如何有效地保护了大学的成长壮大。通过历史研究，本书发现，欧洲最早的大学章程从其最初由教权或皇权颁发的特许状开始，就肩负着保护大学及其学者的使命。随着章程的逐渐完善和制度化，其所维系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角色与责任得以固定下来。这也就是本书的基本观点：大学章程建设必须遵循学术本位这一原则和价值导向，否则，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来贯彻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大学善治的初心就会变成梦想。
从中世纪以来，大学章程在西方大学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尊重大学本性，按照学术本位的逻辑来运行和管理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提升质量、追求卓越的普遍经验。从19世纪初期洪堡等人创建柏林大学，到美国师法德国创造性地构建起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新兴高等教育体系的异军突起，到中国民国时期学习西方而大学兴盛一时，乃至战乱时期西南联大的再创辉煌，都佐证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尊重大学本真，则大学兴；违背大学本真，则大学衰。其中，大学章程在践行学术本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规制作用。本书采用文本诠释的方法，在深度解析九所世界知名大学的章程文本后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大学的章程在体例、篇幅等外在要素上具有多样化或个性化，但从其内在精神的角度看，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基层自主等反映大学组织要求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逻辑无不在这些大学章程中得到彰显，体现出在学术本位的价值导向下大学章程所具有的普适性或共同点。在有章可循的管理过程中，大学章程通过其法治效力维系大学学术本位的治理结构，进一步明晰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力与责任的边界，建立起权力间的有效制衡机制，确保大学场域的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维护学术本位的核心地位，维持大学高品质的智力输出。作者以学术本位为工具来审视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章程的内在一致性，并借助国际视角为其命题提供有力的注脚，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毫无疑问，我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决定着当前大学章程建设的路向、标准及内容。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初衷就在于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制约我国大学办学水平提升的那些要害问题，例如官僚化对学术创造的束缚等问题。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机制，服务于制度改革，亦服务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前的重点是通过章程建设来廓清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边界，使得“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制度设计得以贯彻落实。
“学术本位”，作为一个理论分析的工具，既是本书探索大学章程建设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也是全书的“主体架构”，由此搭建起了一个大学章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可以说，视角与工具的选择是该书区别于其他相关研究的独特之处。而在目前众多的大学章程研究中，恰恰忽视了大学自身的本原、精神、逻辑、质性为大学章程的研究和实践所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内在规范性。
第一，现代大学从中世纪发轫至今，始终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以至于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邬大光教授指出，整个大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大学分化？的历史。如今，在大学的外部效应、社会价值被日益强化、大学角色与功能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大学与传统的“象牙塔”形象渐行渐远。对此本著作明确指出，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之所以能够绵延赓续千余年而成为功能多元的“社会服务站”，正是因为其学术功能构成了其存在的价值基础。这就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重申了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组织本性及其学术本位的组织逻辑，具有鲜明的价值澄清的意义。它启示我们，不管怎样强调大学参与经济社会建设，都必须永葆其学术创造的本真使命和热情，这是积水之源、长木之根。因此，该书明确提出了大学章程建设以及大学制度改革的价值导向和评价标准——学术本位。
第二，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确立学术本位是其生命线。那么何为大学之学术本位？本书系统地阐释了大学学术本位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规定性，呈现了大学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通过对德国、美国大学进行制度分析，阐述了大学学术本位的制度化表征，使学术本位这一抽象性逻辑转化成了作为客观存在的具象。这就初步建立起了大学学术本位的基本理论体系，并使得关于“大学是什么”获得了另一种叙述方式，这为大学制度变革及大学章程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和评价标准。大学如何反映学术组织的本真要求，大学章程建设何以尊重大学的内在逻辑？本研究给出了明确解答。
第三，现代化是一个生生不断的连续体。思考今天的大学章程建设，理应审视大学章程的演进历史。本书深入发掘大学章程的历史，探寻大学章程建设的最初动因，通过溯源大学章程的源起，缕析大学章程的生发过程，从而发微大学章程的内在逻辑，即反映大学内在要求、维系大学本性、服务于大学发展的学术本位之目标。大学章程是什么，仅从当代的眼光观之，未必能窥其本原，只有从大学的发轫始，才能深入、系统地探索大学章程的本质。本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对中国大学章程作了历史性探微，发掘了从清末新政时期到新中国初建时期我国大学章程的演变过程。比较中外大学章程的发生发展的逻辑，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学术本位对于大学章程建设的价值导向作用，乃至对整个大学生态的影响。
第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就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弊端，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大学章程研究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将理论探讨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是大学章程理论研究的理想。本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他试图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搭建一个融通的桥梁，既为在章程建设中施以学术本位的价值理想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又为践行基于学术本位的章程建设实践提供一个堪为依据的可行性方案。在方案制定上，作者以学术本位为标准，提出了大学章程建设在文本、程序与保障机制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与具体策略乃至微观的行动步骤；尤其是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了基于学术本位的重构，如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优化设计、权力制衡及权力运行的相关思路等，都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践理性。此外，作者还从多个视角提出了中国推进大学章程建设并提高实施效益的战略建议，包括政府的角色转换、校长的个性化探索、章程法治化的实施等，较为妥善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缺乏融合的难题。
从世纪之交始，现代大学制度逐渐成为高教研究的重要议题，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仍有赖于一个科学的大学制度体系的建构，因而也必然持续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书中关于大学内外治理结构的设计，既以大学的理想和逻辑为依据，又以大学改革的现实需求为立足点，以促成大学回归学术本位为归宿，反映了深化大学制度改革、深入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向，既有助于深化现代大学制度的理念探索，又为制度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因此，本书对大学章程的系统研究，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深化。
从大学章程研究本身而言，本书以学术本位为视角来审视、研究大学章程，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本属于大学出研究的本然性视角，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轻视；而且对学术本位进行了内涵界定和内在规定性阐释，实际上将学术本位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评价的标准，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对广泛意义的理论分析工具。著作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探微大学章程的发生、发展逻辑，并对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视野扩及古今中外，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具象的、丰富的大学章程；作者有理有据而又富具创造性地论述了大学章程的本质、功能及其作用机制，有效地推进了大学章程的理论探索。本书以推进大学章程实践为目标，设计了大学章程建设的方案，就大学章程文本建设、程序建设和保障机制建设等都进行了较深入地思考和合理规划，既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又有切实推进章程建设实践的路径设计。可以说，本书对大学章程的理论问题和实践应用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学章程理论，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
本书以学术本位为视角，既重申了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属性和地位，也确立了大学章程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反映出了鲜明的理想主义情怀。而现实中，大学的功用与价值、大学的制度改革、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等，都过度强调实用主义，从而导致功利主义之嫌，使得大学过于强调社会服务的外部价值，而忽略作为智力输出机构的供给侧优化。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常常变身为政策诠释，成为一种“诠释性”“权宜性”研究，以政治、政策标准取代学术标准、大学自身的标准，以实用或功利标准贬低应然的、理想的标准。可以说，在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中，情怀和理想往往不被认可甚至被讥讽，可以说“诗与远方”渐行渐远，没有了“诗意的栖居地”。单纯从研究的角度而言，这种研究范式降低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品位，束缚了高等教育研究创新，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路向错位。因此，本书中所反映出来的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具有十分难得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高等教育研究实际上是要探讨大学如何从现实通向理想，其使命在于推动大学不断实现理想”，这也是本人的学术追求，这一追求亦体现在《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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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胜楠
